原標題：是“合作者”還是“工薪族”，網絡主播與機構關系遭遇認定難（主題 ）

律師提醒，雙方簽約前應明確合同性質和自身權利義務，以減少勞動關系確認糾紛（副題）

工人日報-中工網記者 陶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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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絡主播與機構在締約時簽署經紀合同，但在合同實際履行中，機構又會對網絡主播實施一定的管理行為，出現部分勞動關系的特征。他們之間的關系該如何認定？網絡主播如何減少簽約解約法律風險？

有著近百萬粉絲的王先生，2020年3月與北京某傳媒公司簽訂了《獨家經紀合同》。在合同履行中，王先生與該公司發生爭議。王先生提起訴訟，請求法院確認其與該公司存在勞動關系，并要求公司支付拖欠的2021年2月至4月獎金25萬余元，及公司未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的雙倍工資差額11萬元。該案經歷勞動仲裁、一審和二審，王先生的主張均未獲支持。

王先生說，他每周工作6天，每天固定時間上下班，公司還以“工資條”形式為其發放薪資。在我國勞動立法中，人格從屬性、經濟從屬性及組織從屬性被作為認定勞動關系的核心特征。王先生的情況看似符合這些特征，為何不被認定為公司員工？

雙方之間呈現部分勞動關系特征

公司表示，王先生是為了提高知名度才與其合作，雙方簽訂的是獨家經紀合同，而非勞動合同。王先生與公司的收入多少均取決于流量，并非由公司決定，不具有經濟從屬性。王先生對拍攝內容有決定權和選擇權，公司也未對其進行考勤或處罰，不具有組織從屬性。因此，雙方不是勞動關系。

二審法院審理認為，從雙方洽商過程看，《獨家經紀合同》經雙方多次溝通確認，王先生對合同重要條款具有充分的談判議價能力。從合同內容和目的看，有關經紀事項、收益分配、違約責任等權利義務的約定，與一般勞動合同構成要件存在明顯不同，難以體現雙方存在建立勞動關系合意。

此外，根據雙方簽訂的合同，王先生在合同履行過程中進行的釘釘打卡，屬于基于演藝經紀行為所衍生出的管理行為，不應當視為雙方具有勞動法律意義上的人身從屬性。王先生對收益分配具有較強協商權，該公司也僅對外代表王某接洽演藝活動，雙方不具有勞動法律意義上經濟從屬性和組織從屬性。

審理該案的法官、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高級法官鄭吉喆表示，該案件是一起新業態下網絡主播要求與MCN機構（一般被稱為網紅孵化機構或者公會）認定勞動關系的典型案件。網絡主播通過與機構合作提升自身知名度，獲取商業資源，機構通過安排商業活動、包裝、宣傳、推廣等提升網絡主播的市場價值，獲取經濟收益。

鄭吉喆說：“機構與網絡主播締約時往往簽署經紀合同，但在合同實際履行中，機構常會對網絡主播實施一定的管理，因而，實踐中可能出現部分勞動關系的特征，這并不能被認定為真正的勞動關系。”

勞動關系還是合作關系難以認定

網絡主播與機構事實上的關系如何認定，給司法實踐帶來新的挑戰。2023年5月，廣東省汕尾市中級人民法院對一則民事糾紛案件的糾正，對此就有所體現。

2019年6月，黃女士與廣東汕尾某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簽訂了合作協議，約定黃女士以自身特長在該公司的培訓輔導下工作。約一年半后，雙方又簽訂了一份《獨立經濟協議書》。

2021年5月，黃女士離開該公司。公司將黃女士訴至法院，要求其支付違約金55萬元。黃女士反訴該公司，要求其支付拖欠的2021年3月、4月雙倍分成，共47萬余元。案件以合伙協議糾紛的案由被法院受理后，一審法院在審理過程中認為，該公司與黃女士的糾紛具備勞動合同的特征，應將其糾紛納入勞動關系范圍內依法調整。因雙方未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，違反了法律關于仲裁前置的規定，因此裁定駁回起訴。

之后，黃女士向當地勞動仲裁委員會申請勞動仲裁，仲裁委員會亦認可雙方存在勞動關系，并裁定該公司需向黃女士支付2021年三四月份工資17萬余元。

公司不服，再次以不服一審法院裁定為由提起訴訟。二審法院認為，該案不符合再審申請條件，予以駁回。2023年5月，公司又重新以合同糾紛為由向廣東省汕尾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。二審法院最終審理認為，黃女士與該公司屬于合作合同關系，并非勞動關系，兩者之間屬于合同糾紛，而非勞動爭議。

“實踐中網絡主播與機構之間的法律關系有勞動關系和合作關系兩類，具體構成何種關系，從傳統的人格從屬性、經濟從屬性、組織從屬性方面進行判斷的同時，也應當結合網絡用工特點，綜合考慮雙方當事人是否達成合意、機構對網絡主播的管理方式、網絡主播在直播過程中的自主程度及其薪資來源等多種要素。”上海蘭迪（鄭州）律師事務所律師易勝男說，“該案呈現出的復雜訴訟過程也反映出，網絡主播與機構之間的法律關系還有待于進一步明晰。”

網絡主播如何減少簽約解約法律風險

“如果網絡主播提供的勞動是機構業務的組成部分，且受機構的勞動管理，有固定的勞動報酬，通常認定為存在勞動關系。”易勝男進一步介紹，如果網絡主播提供的勞動不是機構業務的組成部分，并有較多的自主權和獨立性，其收入主要源于觀眾打賞、商務合作，機構僅提供運營服務，通常被認為是合作關系。

“如果網絡主播對個人包裝、演繹方式、利益分配等核心條款具有較強的協商權，且經紀公司對網絡主播的工作時間、工作內容、工作過程控制程度不強，網絡主播無需嚴格遵守公司勞動管理制度的，應當認定網絡主播與經紀公司之間不構成勞動關系。”鄭吉喆說。

相對勞動合同來說，經紀合同的稅務負擔較靈活，機構承擔的經營成本和法定責任更少，機構與網絡主播簽約時一般首選經紀合同。因此，易勝男也提醒網絡主播，為減少勞動關系確認糾紛，簽約前應明確合同是經紀合同還是勞動合同，如果是經紀合同，應充分了解合同條款中的風險，確保合同中對報酬發放、違約金、合同解除條件等有明確規定。

易勝男建議，網絡主播與機構簽訂合同前，應明確合同性質與自身的權利義務。必要時也可通過查閱相關法律法規、咨詢法律專業人士或了解行業合同規范等方式，確保合同內容合法合規。在實際工作時，對于用工單位的工作安排、考勤排班、工資發放、培訓開會等，做好留痕和證據保留，從而降低簽約、解約時的法律風險。